墨西哥的面具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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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硝烟渐渐散去,百废待兴的巴黎欢庆来之不易的和平。城区一角,墨西哥外交官兼诗人,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却是眉头紧锁,思考着祖国的境况与命运。在他看来,独立一百余年之后,墨西哥人挣脱了殖民地的有形镣铐,但无法摘掉遮住脸庞的无形面具,祖国与同胞需要一场救赎。

帕斯的忧思凝结在一本书里,那就是出版于1950年的成名之作《孤独的迷宫》,他渴望“撕开历史的面纱”,在墨西哥的往日经历里一探究竟——这片土地拥有广袤疆域与富饶物产,也曾孕育出璀璨文明,但摆脱西班牙统治之后的一个世纪里,野心家走马灯一般进出政坛,纵使爆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也未能改变“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局面。

墨西哥似乎闯入了宿命的迷宫,找不到透着微光的出口。其中一个显著症结就是考迪罗主义,考迪罗是美洲政治的关键词,指的是各个地区的强权人物,他们披着将军、总统甚至皇帝的外衣,却阻拦着民主自由与社会公平的道路,正如帕斯在《孤独的迷宫》里所言:“墨西哥国家是一小部分人的计划产物,他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以反对另一部分活跃的传统派”。

19世纪墨西哥的历史,就是一部考迪罗权力更迭的历史。独立战争里,伊达尔戈与莫洛雷斯两位杰出领袖先后身死,抗争的火炬交到了伊图尔维德手上。他曾是独立的急先锋,因分赃不均而负气倒戈,摇身变成独立英雄,提出“伊瓜拉计划”,以宗教、团结与独立三个动听的字眼拉拢各方势力。孰料,他可不满足于共和国总统的荣衔,于1822年授意麾下士兵,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好戏,顺势登上皇帝宝座。但不久,他就被起义者赶下台,在谋求东山再起之时遭到逮捕和枪决。

推翻伊图尔维德皇帝的各路人马里,有一位年轻有为的将领圣塔·安纳,他本是保皇党军官,也是“伊瓜拉计划”的拥趸,但骨子里的权欲让他顺应时代呼声,成了将皇帝拉下马的功臣。此后的数十年里,他是墨西哥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前车之鉴让圣塔·安纳不敢冒出称帝的危险念头,但先后十一次登上总统宝座,可谓空前绝后,国家不过是掌中之物了。在他主政的日子里,墨西哥贪腐丛生,被强邻美国吞并了半壁江山,受尽羞辱。

1855年无冕之王终被放逐后,墨西哥迎来了印第安人总统胡亚雷斯与欧洲舶来皇帝马克西米连斗智斗勇的时代。准确而言,胡亚雷斯早年是一位大胆的改革家,而非与伊图尔维德、圣塔·安纳一路的典型考迪罗。但他对拥有大量地产的教会磨刀霍霍,客观上加剧了国家的困境,“改革战争”一触即发,墨西哥陷入内战。保守派咬定,只有皇帝才能拯救国家,他们最初提议迎回伊图尔维德的子孙,招来一片骂声,随后又提出选拔一位优秀的欧洲王子。在拿破仑三世和法军干涉之下,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加冕墨西哥皇帝。无论动机如何,这位外籍皇帝展现了对印第安文化的青睐。他恢复了印第安委员会,将阿兹特克文明视为墨西哥的历史根基,还身体力行地搬进了查普特佩克宫,那里是阿兹特克王宫旧址、印第安人的信仰所在。皇帝也主张印第安村社理应拥有公共土地,对无地农民要给予补偿。但马克西米连空有一腔热情,治国无方,杀伐也不果断。一度逃至美墨边境的胡亚雷斯在美国人支持之下卷土重来,掀翻了宝座,皇帝于1867年遭到枪决。

为胡亚雷斯攻下墨西哥城的将领是波菲里奥·迪亚斯,几年之后,这位战斗英雄不满连选连任的胡亚雷斯久居总统之位,组织了又一场政治运动,此时帕斯家族登上历史舞台。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祖父伊雷内奥·帕斯是迪亚斯的心腹智囊,他们一起策划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战。彼时的胡亚雷斯,仍锐意改革,但为保住总统职位,也玩起了收买选票的技俩,滑向令人不齿的考迪罗行径。伊雷内奥·帕斯捉住把柄,不断撰写政论文章,抨击胡亚雷斯的堕落,为迪亚斯造势。老帕斯几度因之入狱,但他的宣传起到了一些效果。1876年迪亚斯入主墨西哥城,一如此前多次上演的戏码,屠龙勇士变作恶龙,这位推翻外籍皇帝又反抗贪权总统的英雄,蜕变成铁腕独裁者,束缚墨西哥三十余年,直至那场令国家四分五裂的墨西哥革命彻底爆发。

自1910年之后,马德罗、韦尔塔、潘乔·比利亚、萨帕塔、卡兰萨、奥夫雷贡等人轮番掌权,革命者与叛国者的身份不停变换。奥克塔维奥·帕斯正是降生于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一直在追问“墨西哥何以至此”,考迪罗主义或许可以解释贫弱现象,却不是一切的根源。为了追根溯源,帕斯与许多墨西哥思想家一道,将目光转向了国民性格。

在《孤独的迷宫》里,帕斯写道:“(墨西哥人)脸上戴着面具,笑容也是伪装的,他们扎根于自己那种离群索居的孤独之中,既粗暴生硬又彬彬有礼。沉默不语也罢,开口讲话也罢,礼貌客气也罢,冷落轻视也罢,违心服从也罢,这一切都是他们用来自卫的武器。”

诗人眼里,那层自卫的面具,让墨西哥人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面具之说,源于萨穆埃尔·拉莫斯的启发。拉莫斯是一位弃医从文的学者,深受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影响,致力于探究墨西哥自身的文化哲学,帕斯是他的忠实读者。近期,他的代表作《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被冠以“面具与乌托邦”之名译成中文,让我们能够窥见他对墨西哥人的心理分析。

拉莫斯无法回避墨西哥历史上的考迪罗主义,斥责道:“19世纪墨西哥历史的失败不是源于种族的内部缺陷,而是源于少数领导人膨胀的野心。他们被天花乱坠的组织国家计划迷惑了双眼,而忽略了墨西哥民族的真正问题。”不过,他更深层次地挖掘考迪罗主义,将其归结为“自卑感”:“哪里有自卑感,哪里就有对权力的过度渴望,在一个只有高低贵贱的世界里,权力至高无上。”

那么,墨西哥人的“自卑感”表现在何处呢?拉莫斯在书中做了一段精彩叙述。在殖民地的社会结构里,西班牙人把持了高级官职,垄断了贸易,将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墨西哥人逼向角落,令他们习惯于劳作与顺从。独立之初,墨西哥人猛然发觉,同胞们既无从政经验,也无经商头脑,古老的阿兹特克文化也不能为近代生活提供养分,他们陷入了“自我诋毁”,怀疑自己本就是劣等民族,只能在殖民时代拾人牙慧,注定会被残酷现实抛弃。在广泛的自我贬低之后,墨西哥人未能找到独立的出路,只得求助于外国经验,就落入了“模仿”的深渊。正如拉莫斯所说,国家文化的失败不在于缺少文化,而在于“亦步亦趋的模仿”。譬如,墨西哥政坛涌起过一阵联邦制与中央制之争,政论家鼓吹美国联邦制的成功,坚信墨西哥可以照搬一套既有经验,却无视两国历史遗产和现实格局的迥异。又如,精英仿照欧洲制定法律,但其中的权力制衡和议会制并不全然适应墨西哥土壤。他援引加西亚·卡尔德隆之言,点明墨西哥的进退维谷:“政治喜剧周期性循环往复:一场革命,一位独裁者,一个民族复兴的计划”。正是由于自卑,野心家才缺乏安全感,整日疑神疑鬼,疯狂攫取权力,为保住宝座铤而走险。

不妨更进一步,这种“自卑感”受到哪些因素左右呢?拉莫斯追溯了几种源头。首先是西班牙的个人主义,殖民者以语言和宗教实现了“精神征服”,天主教的神权统治屏蔽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新思潮,伊比利亚人遗传的离心倾向又摧毁了各个地区的团结。其次是印第安人的“埃及主义”,他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缺乏宏大想象力,喜欢重复的艺术样式,这抹煞了创造力,使得人们更关心肤浅的新事物。此外,拉莫斯也没有轻视法国影响,尤其是独立前后的思想冲击。法国的激情澎湃感染了墨西哥人,让他们不假思索地加以效仿,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打造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国家。他将之归结为拉丁民族的通病:“政府全知全能,自由职业异常发达,官僚机构权力过大,公民权力弱小,与他们的想象和智力不相匹配”。

无论是拉莫斯还是帕斯,都渴望知晓如何消除墨西哥人的“自卑感”。在拉莫斯看来,教育是救赎的必由之路,写道:“我相信墨西哥的救赎,因为我们的民族不缺乏思想和活力,唯欠学习。”当然,他也阐明,学习的智慧并不来自书本,而是源于生活。1932年,拉莫斯身体力行,出任墨西哥公共教育部主任,把“改正墨西哥人性格里的缺陷”视为国民教育最紧迫的目标之一。他最重要的同路人,就是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巴斯孔塞洛斯被视作墨西哥革命时代的缩影,在《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一书中,恩里克·克劳泽称其为“文化考迪罗”。诚然,纵观克劳泽一生,他身上有考迪罗的影子,这位与胡亚雷斯和波菲里奥·迪亚斯两位叱咤风云掌权者同乡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曾寄望于以一己之力实现墨西哥人的救赎。面对重重困难,他也曾流露出考迪罗主义的倾向:“请赐予我们更多英雄,让他们来统治这片土地。”不过大多时候,他相信,教育即救赎。

拉莫斯与他是旧相识,在1920年巴斯孔塞洛斯创立《火炬》杂志之际就参与其中。奥夫雷贡当政,墨西哥革命终于暂别血雨腥风,巴斯孔塞洛斯也迎来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如果说拉莫斯与帕斯关注的是“何为墨西哥人”,巴斯孔塞洛斯则更为关心“如何塑造墨西哥人”。出任墨西哥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并不那么关心高等教育,反而醉心于平民教育,梦想是塑造一种新人——“20世纪的墨西哥人”,笃信“以我种族,言我精神”,他认为:“我不是来管理大学的,而是来要求大学为人民工作的。”

主政公共教育部之后,巴斯孔塞洛斯怀揣三大理想:推广扫盲计划,编纂“人民经典”,发起壁画运动。

墨西哥革命时代,这个国家的文盲率高达72%,仅有70座图书馆。在短短四年任期里,他就将墨西哥的图书馆增加至1916座。他重视扫盲,促使其深入民间,时人记录了“传教式扫盲”里常见的一幕:一位诗人步行至贫穷街区的广场,声嘶力竭地呼喊,将男女老少召集到市镇中心。他随后谈论起墨西哥的新生与曙光,劝勉民众努力工作,告诉他们,穷苦人才是社会的真正支柱。一番宣传过后,他开始教授字母表,当众朗读一篇优美散文,最后以诗歌收尾。

与“诗人扫盲”遥相呼应,巴斯孔塞洛斯为人民大众开出了一份充满文人气息的理想主义书单,谓之“人民经典”。书单的确囊括了不少经典之作:既有西方文学丰碑,譬如《荷马史诗》、《福音书》与《神曲》,又有西班牙语文学巨著,譬如维加的诗集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还有近现代宣扬革新精神的作品,譬如歌德的《浮士德》和易卜生、萧伯纳、托尔斯泰文集。只是,无论哪种作品,都似乎不太适合粗通文字的普罗大众。支持教育改革的奥夫雷贡总统困惑不解:为目不识丁、生活贫苦的农民编辑柏拉图《对话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装帧精美的“人民经典”没能在人民心中扎根,倒是壁画运动影响深远。在巴斯孔塞洛斯力主之下,政府出资,在众多建筑物墙面上绘制体现墨西哥历史文化的壁画。壁画不是直接说教,却潜移默化地表达了墨西哥人对自身精神的追寻。西凯罗斯、里维拉与奥罗斯科三位壁画大师联合发表宣言:“我们摒弃所谓的画室艺术以及所有为贵族分子创作的超越知识分子小圈子的艺术形式,同时我们颂扬作为大众娱乐的具有纪念意义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宣布所有与人民感情格格不入或对抗的美学表现形式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必须被消灭,因为它们造成我们民族情趣的颓废,这在城镇里早已几乎完全堕落了。”

壁画运动浪潮持续了半个世纪,帕斯曾为壁画倾倒,也曾是巴斯孔塞洛斯的拥趸,还曾在尤卡坦为工人和农民讲述文学。但是,巴斯孔塞洛斯不甘只做一个教育家,更想成为墨西哥圣徒。他转向政坛,竞选总统,却逃不过轻率与懦弱的文人通病。竞选失利之后,他决心为国赴死,组织一伙忠实信徒,谋划一场暴力革命。然而,信徒们视死如归,领袖临阵退缩,巴斯孔塞洛斯的脱逃致使同伴被军方绞死,他无颜面对墨西哥人,踏上流亡之路,久而久之沦为纳粹的信奉者,倒退回考迪罗主义,留下无法洗刷的污点。

巴斯孔塞洛斯走后,墨西哥没有放弃以教育实现救赎的理想,只是更为务实,相信“孵化小鸡与吟诵诗歌一样重要”。不过,一代人之后,墨西哥人的生活并未改观,甚至略有滑坡,帕斯痛苦地记录下自己的见闻:“政治选举舞弊,只知印钞的经济谎言,教育系统的谎话、工人运动的闹剧(脱离了国家的帮助便无法存活)、土地改革的二次撒谎、恋爱里的欺瞒、思想和艺术的欺骗。谎言无处不在,所有人都在说谎。反动派撒谎,革命者也撒谎:我们装腔作势,外表光鲜,内里空无一物,甚至连艺术都不能面对真相。”

《孤独的迷宫》里充斥着失望的文字,但帕斯没有就此沉沦,依然将墨西哥视为精神故土。考迪罗不能拯救墨西哥,教育也不是万能灵药,帕斯选择求助于精神力量,从阿兹特克文化汲取灵感,结晶就是名作《太阳石》——他没法拯救墨西哥人,但至少完成了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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